一人发现了牛痘？”
“再巧合也得有前提。就像现在京城赌马赌球，中奖凭的是运气。但不事先去买张赌券，运道再好也中不了。”
“说起赌券，章惇倒是听过有个笑话。”章惇见两人似乎又开始有争执，瞅准了时机，赶快插话进来，“说是京中某人拜遍了神佛，想求一注横财。一日菩萨显灵许了他，可几个月过去了，一文钱都没见到。他再去观音院中抱怨，菩萨就说了，你得先去买张马券吧。”
“苏轼听说的是佛祖许了人百贯横财，他却忘了买马券。上次与王晋卿吃酒，听客人说起过。宣徽也听人说过了吧？”
韩冈点点头。这个笑话其实还是他说给家里面听的，然后传了出去，现在在京城里传得挺广。
“正如这个笑话中的道理，凡事的确都要有前提。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所以苏轼有一事骨鲠在喉。”苏轼看看韩冈，又看看章惇，“如今进士科举，只考经义。国子监中，两千学子也都只求经义，不重文学。并非苏轼杞人忧天，长此以往，朝廷的诏令还能见人吗？”
韩冈虽不在文史上用心，但在他这个地位上，十几年来读书不辍，各代的章疏诰敇都见了不少。各代的文风都有所掌握。其中两汉的诏令，尤其是西汉，最是少见雕琢。回头看西汉文章，即便是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也不似后世很多骈文那般，用精致的丝绸裹着一包败絮。苏轼的担忧，或者说找出来的借口，在他眼中，完全不值一提。
他硬邦邦的回道：“两汉诏制章疏，不见骈四俪六。”
苏轼提声作色：“文学精妙之处，又岂在四六一端？！”
韩冈立刻道：“朝廷诏令，首要在将事情说明，文法仅是末节。何况以天下之大，官员之众，难道还找不出同时能说清事由，又精擅文学的才士？”
“朝廷弃文学之士如敝履，如何引人重文学？”
“子瞻是想说贺铸之事吧？放贺铸之罪，于韩冈而言，诚乃易事，还能在士林中有个好名声。”韩冈扯了一下嘴角，“不过既然贺铸不能适任，理当去职。韩冈岂能为一己之名，坏朝廷法度。须知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，今日事虽小，一旦乱了纲纪，他日事不可收拾。且以贺铸过往之功绩，不足以让人为他例外。”
“没人能说三班院夺职不对，但之后贺铸迁转文资，已与铸币局无关，宣徽又为何横加干涉？”
“朝廷设律令，一为治罪，一为诛心。所谓诛心，在韩冈看来，是诛后人犯法之心，惩罪以为后人戒。贺铸新近被夺职，便有人为其求转文资。如果事成，铸币局中官吏们又会怎么看？败坏朝廷威信，其罪更大。若过个一两年再为他求转文资，韩冈决不会干涉。”
韩冈是堂堂正论，谈的是法理，而士林则议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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